河北曲阳是国务院命名的雕刻之乡，石雕历史悠久，世代传承，列为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其精彩在各大电视上不断呈现……

曲阳西北三百多公里的地方是山西的大同市。在古代，大同名为平城，公元398年，一个叫鲜卑的民族在这里建立了北魏王朝。千年已逝，与平城这个名字一样，昔日的北魏王朝也消失在了历史之中，只在这古都的一角留下了一座沉默千年的丰碑。在一段东西绵延一公里的山崖上创造了一个佛的国度，这便是闻名中外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现有二百五十二个窟龛，五万一千余尊精美的佛像，它们最大的高十七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或立或卧，或微笑，或沉思，无不动人心魄。在这里，多种造像风格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岗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面对这些造型精美的造像，我们不免要沉思，是谁造就了如此惊艳的佛教艺术殿堂。

公元460年的深秋，已是深夜的武周山却灯火通明，在北魏第四任皇帝拓跋浚的支持下，新任沙门统昙曜率领着数千名囚徒俘虏和工匠聚集在这里，用最原始的工具创作着一个必将流芳千古的佛教艺术宝库。能够得到皇家的支持对于一心想弘扬佛法的昙曜来说内心无疑是欣喜的。但同时少年君主拓跋浚却提出了一个极难做到的要求，那就是从佛像身上要看到北魏历代皇帝的影子。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同时严格规定了营造佛像的法度，那么昙曜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威严是一个帝王最为重要的气质，昙曜和工匠们依旧沿用了印度佛像的形态，只是在表情和比例上做了微妙的改动。然而正是这眉眼间的开阔，嘴角的微翘，使印度佛展现出了中国式的威严气派。这种改变意义重大，它巧妙的迎合了中国人的含蓄，追求神似的审美取向，使佛教造像在生活化、世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时，为了体现皇权的压迫和威严，昙曜尽量追求窟小佛大，但也正是在迎合皇权的过程中，昙曜和工匠们无意间打破了人和神之间的界限，为以后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空间。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平城并未被荒废，在一段时间内还保持着旧都的风貌。迁都初期，由于新都的重点在于经营宫殿衙署，并没有着意与佛寺的建设，所以开凿云冈的人力并没有大量流入洛阳，龙门的开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当时的北魏朝野对于云冈依然极为重视，皇室在云冈的大型窟室工程中止了，但大批留下来的社会中下层利用云冈模式的雕凿技艺和人力资源向四周传播，曲阳北岳庙的筹建便在此时。

北岳庙位于曲阳县城西侧，自北魏建立之后至清顺治十七年以前一直是历代封建帝王祭祀北岳恒山之神的场所。作为一处受到历代皇家眷顾的重要场所，北岳庙历千年而不倒，与主体建筑一同保留下来的还有众多的石刻，堪称曲阳石雕的艺术宝库。

在北岳庙众多的石雕作品中，北魏的石狮子也是我国石刻题材中较早的一个，在中国的宫殿、寺庙、佛塔、桥梁、府邸以及印纽上都会看到它。但是更多的时候，“石狮”是专门指放在门口左右两侧的一对狮子。

狮子不是中国所有的物种，狮子形象始于汉朝，据说狮子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狮子的造型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特征，汉唐时通常强悍威猛，元朝时身躯瘦长有力，明清时较为温顺。清代狮子的雕刻已基本定型。

在安荣杰大师的石雕工厂中一位雕刻艺人正在赶制一批客户定制的石雕栏板。在他铿锵有力的敲击声中，栏板的造型以及石板上的花草树木惟妙惟肖的展现出来。这位石雕艺人雕刻的极为认真，但它可能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在曲阳就有一位石雕前辈在进行着与他一样的雕刻，而且就在那件作品完成之后曲阳石雕的名声也注定了千古流芳。这位曲阳的石雕前辈名叫杨琼。

在曲阳北岳庙的石碑上有这样的记载，杨琼出身于石工世家，他的石雕每出自天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焉。公元1276年，元世祖修建元皇城崇天门前的周桥，很多人画了图送上去都未选中，而杨琼的设计方案使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满意，下令督建。《故宫》中就记有，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百石龙，擎戴水中，甚壮”。杨琼的设计为皇城增色不少，因而，明皇城的建造者把它照样搬来用以营造了金水桥。

顺延曲阳石雕的历史，数千年的思维跳跃让我们的思绪塞满了太多的东西，钓鱼台的顽石，云冈石窟的大佛，北岳庙的石狮，明皇城的金水桥，曲阳石雕的脚步刚刚跨进元朝却已创造了太多的辉煌。看到了太多，我们不禁思考，是什么延续了曲阳石雕的生命，创造这些辉煌的主体又是谁呢？

在其他工人休息的时候，安荣杰大师却仍在钻研着石雕技艺，从他阅读、画图和审视自己作品时一丝不苟的神态中，丝毫看不出他是六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也许对于安荣杰来说，石雕已是他的全部。安荣杰认真的态度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似乎有了答案，也许正是有了众多如安荣杰大师一样的曲阳石雕艺人，曲阳石雕才能在诞生后的数千年中一直传承不断，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